印象中的大姐美丽、温柔，又风趣。少女时的她一条乌黑的长辫，瓜子脸，大眼睛，苗条的身材，一手好歌喉，被人称作李铁梅（《红灯记》的女主角）。成年后作了母亲的她，一头披肩黑发，眼波流彩，笑靥夺人，腰身款款，依旧是那样青春美丽。

大姐其实只比我大4岁，但印象中她比我大很多。 我随着奶奶长大，大姐一直跟着母亲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城。因为交通不便，一年也见不到两次面。所以儿时对她竟无印象。唯一记得的是生父假释养病期满，被迫回劳改农场的那天，我们姊妹四个围着他，拉着他的衣角，大姐第一个放声大哭，我们其他姐妹也跟着哭的情景。那时的我只有5岁，完全不明所以，只知道姐姐哭了，我也应该跟着。大姐边哭边拉着父亲的裤脚。她哭得趴在地上，喊着不要爸爸走。我被她的激烈吓住，哭得更响了。派出所的民警站在不远处，面带同情。周围站满了街坊邻居，有的在安慰低头啜泣的奶奶，有的在悄悄抹眼泪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生父。5年后他病逝在农场上，成了文革的一个牺牲品。

当我满7岁到母亲身边开始读小学时，大姐已上初一了，那是因为大姐成绩特别好，学校破格让她跳了一级。我们所在的是一个从小学到高中的综合学校。第一天上学回来，大姐兴冲冲地说，“我看见你们一年级的新生在操场上排队了，一群小萝卜头！” 我听了很不高兴，暗想：你又有多大，凭什么说我是小萝卜头？那时的我觉得自己挺大的。后来我读二年级了，看到一年级的学生排队，惊讶地发现他们个头比我小不少，看去是一个个小娃娃，才明白当初自己在大姐眼中也是这样的。

上学后的第一个星期，高兴的发现老师的问题我都能回答。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，图画老师正在问我们红领巾的形状。教室的窗外已经扒满了高年级的学生，大姐也在里面。一个同学站起来说：“圆形”。老师说不对。又一个 同学举手：“方形”。老师说还是不对。我看他们都不明白，很不以为然，高高地举起我的手。老师点了我，我站起来响亮地说，“三角形。” 老师非常高兴，把我夸奖了几句，我心里美滋滋的。回到家里，大姐把那堂课的内容向母亲描述了一番，母亲很高兴。有她们的嘉许，学校里又有老师的赞扬，我觉得上学充满了乐趣。

家中就母亲、大姐和我三个人（妹妹还小跟着奶奶，二姐跟着外婆。）。 总记得三个人围着炉子，在冬日里吃着炖萝卜。 那时物质极其匮乏，所有的物品都由政府发票限量供应。一个月一个人一斤肉，一斤糖。那年冬天几乎看不到蔬菜，于是吃了一个冬天的萝卜：萝卜丁、萝卜丝、萝卜片、萝卜块，有的清炒，有的红烧。我倒是一点也没吃厌，相反现在倒怀恋那炖萝卜的香味。吃饭时邻居会来串门，于是总把锅里的菜舀一些出来与邻居分享。那样的冬天竟是很温馨的。

妈妈每天在工厂里上班，常常给大姐和我布置一些家务活，比如摘菜、洗菜和扫地之类。我刚到母亲身边时，大姐似乎对我有敌意，现在想来可能是妒嫉吧。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人一起摘菜时，我不知说什么惹恼了她，她拿着摘下的豆角头向我扔来，正砸在我的脑门上，生疼生疼的。我十分生气，母亲回来后向她告状，母亲却说，“你是小的，应该让着姐姐。” 我一下子被堵住，只好在心里生闷气。 后来和大姐在一起呆长了，冲突也消失了。和大姐一起在母亲身边四年，像这样的被她拿豆角欺负的例子倒是屈指可数。

其实小学时的我，有许多的小朋友玩，有许多好看的书读，每天背着书包高高兴兴的到学校上课，与大姐倒很少在一起呆。 她有她的朋友圈子。我读小学三年级时，大姐因为成绩优秀，又跳了一级，上高中了。那时大家都说她是神童，我却觉得她本来就应该这样聪明，可能因为她跳过一级的原因。一个高中生和一个小学生有多少共同语言呢？不在一起玩倒是很正常的。不过有一件事我倒是总陪着她，那就是她学小提琴。一周中有两个晚上，大姐都要去厂里的一个师傅那儿学琴。每次母亲都逼着我去陪行。大姐在那里跟着师傅学指法，叽叽呀呀地拉着，我只能站在一旁，无所事事，觉得枯燥极了。想来我是没有什么音乐细胞的， 那时看着她在那几根弦上手臂挥来挥去，觉得实在没什么意思。常常我站在那儿就打瞌睡，又不敢惊动他们，眼皮上下只打架，也只敢把膝盖稍微弯一弯，就闭上眼睡着了。往往人快歪倒时，才蓦然惊醒过来。这样重复几遍，他们才结束，那时我晚上的苦差才能告终。大姐学了一年多，我也就跟了一年多。现在想来，那时怎么不找师傅要个凳子坐呢？大概觉得师傅很陌生，而我个性是很怕生的。

和大姐一起上街的机会不多，不过有一次与她上街，她的举动让我很是奇怪。远远的看见两个人走过来，大姐把我拉到一旁，赶快躲在路边。她说，“那是我们班上两个男生。” 我大惑不解，为什么看到男生要躲起来？那时的我，根本没有异性的概念。这个举动我直到许多年后才想明白，想必那是青春朦胧期时对异性的羞怯吧。

母亲在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得以回武汉工作。因为母亲没有住房，大姐和我被安排回奶奶身边读书。在轮船上工作的爷爷那时也退休回家了。刚退休的爷爷脾气很暴躁，而上高二的大姐个性也很倔强，两个人经常争吵，也不记得是为什么。那时我只觉得家庭气氛很不好。大姐常常坐在那儿生气，埋怨母亲不关心她，不来看她。我对她的抱怨很不理解，说实话，我很高兴回到奶奶身边，学校里也很好玩，倒一点也不惦念母亲。 现在看来大姐比我更依恋母亲。那时她比我大许多，到新的学校也不象年幼的我适应得快。

那时大姐发育得很快，一下子壮实起来。我只记得她的手特别圆润，又白皙，每个手指十分饱满。那时我以为她的手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直到多年后得了胃病的她憔悴下来，拉着她瘦弱的手，我才知道儿时的看法是错误的。 不过16岁时的大姐对于小学五年级的我来说，显得很高大。有一次对她心生不满，我和妹妹曾试图合伙扳她的手，却被她那只丰满有力的大手压倒，弄得我十分懊恼。

大姐说话很有特色。记得与她和妈妈在一起时，她曾说，“土豆就是我的命。” 这话让我印象颇深，也十分好奇一个人怎么可以爱一样东西爱到称之为命的。我真希望我也能叫什么是我的命，可实在所有的吃的对我都一样。对儿时的我，桌上任何菜都好吃，但不吃也无所谓。小学五年级时，一个家自南方的同学送我一包荔枝。拿回家给大姐，她十分喜欢，一下子就吃完了。然后她宣布说，“荔枝就是我的命。” 我十分不解，她怎么可能又有一个命呢？不过从此就记住了她爱吃荔枝，一直想帮她再弄些荔枝来，可惜以后再没机会见到荔枝。南方的水果那时在武汉是很少见的。

1980年全国高考，考试前的那个夏天，大姐天天呆在阁楼上背政治课本。她常拉着我，让我对照课本听她背的对不对。每次我都觉得苦不堪言。课本里那些唯物辩证法之类听起来枯燥极了。不过被她拉了差，只好从命。

大姐上了大学，是本市的师范学院。每个周末，她都会回奶奶这边。常记得傍晚时分，我站在奶奶的大门外等她。她远远地走来，迈着矫健的步伐，两条秀美的辫子甩在身后，面色红扑扑的，两个大眼睛明亮有神。那时觉得她真好看。现在想来那是青春的美，那时的她只有17岁啊。

大姐选了植物学专业。她回家与我去公园里玩，必定要拉着我的手，指给我看每棵树、每个灌木，告诉我它们的拉丁学名。我听得云里雾里，心里暗暗叫苦。可看她的高兴劲，又不忍心坏她的兴。  

出国十二年多， 回国的次数寥寥， 与大姐见面的机会也就寥寥。 好在还常打电话。

春节时的电话里大姐说，“祝你猴年猴运，心里猴乐猴乐，永远猴美猴美的。”我笑了。

每想到大姐，面前浮现的是她美丽的面庞，感受到的是她真诚美好的心灵。 

-2004年2月13日